陈协平原名陈叶平，又名陈亚平， 1903年12月21日生于桃源县建宁乡大田村（今盘塘镇莲蓬岗村陈家湾）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全家12口人仅靠租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由于长年苛捐杂税和地租的盘剥，他的童年倍受生活煎熬。从6岁起，他开始看牛、打猪草、带弟妹，过早地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由于家境贫寒，直到8岁他还未跨进学堂。当时他的舅父余文清正好给有钱人家教私塾，在父母再三恳求下，1911年他才被舅父带到身边念书。从苦水里泡大的他学习十分勤奋，1917年秋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涌泉国民小学读高小。在小学期间，他的3个弟妹先后降世，家里生活因而更加困苦。由于生活所迫，他高小刚毕业，只得忍痛放弃学业，到十总寺国民小学当教员，以微薄的薪水接济家人。

在十总寺国民小学期间，他看到社会黑暗一度感到苦闷彷徨。1923年6月，在桃源县城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日舰水兵枪击中国同胞的罪行。省立二女师学生的革命行动，拓宽了他的视野，使得他从自身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贫民读本》等进步书刊，开始思索穷人的出路等一些朴素的问题。通过接触大量的革命书籍，他的思想觉悟逐步得到提高，认为要使穷人不受官府和地主的欺压，就要起来革命。是一心一意留在山沟里当教员，还是走出大山另闯世界，年轻的他一时犹豫不决。经过艰难抉择，他毅然从十总寺国民小学辞职，只身去武汉，考取旅鄂中学。在学期间，他很快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继续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2月，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他远赴广州，进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业后，他被党组织派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身边工作，任上校干事，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股长。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6月初，陈协平奉命从武汉回到桃源，准备发动起义。桃源在“敬日”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县开展“清乡”运动，陈协平获悉大土豪高老七已将自己回家的消息密报县“清党委员会”，只得潜赴武汉，在武汉找到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同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武汉的陈协平随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南下，参加南昌起义。10月，起义部队在广东普宁流沙遭受失败。这时，有人脱离了革命队伍，有人甚至逃到了国民党反动阵营。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他接受贺龙的指令，回到湘西北开展武装斗争。他化装为货郎，在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山区，秘密发动群众，恢复建立党组织。同贺英、谷右箴取得联系，在南岔、陈家河等地，组织了一支500余人的农民武装，为以后工农革命军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7年11月，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后，陈协平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奔忙于常德、桃源、石门等地，组织武装暴动。1928年5月，石门南乡暴动开始时，陈协平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桑植县找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支援。由于路途阻隔，7月初陈协平才在桑植的乐峪找到贺龙，向贺龙传达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西北特委和湘西特委合并、组建以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委的指示，陈协平任前委委员、秘书长，负责政治工作。

1928年9月，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赶到石门时，南乡暴动已告失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泥沙、渫阳战斗失利，随贺龙转战于桑植、鹤峰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同年12月，转战鄂西南，收编邬阳大道会“神兵”陈年振部。为了团结、改造“神兵”， 陈协平同陈年振换“庚贴”，认“家门”，消除对方戒惧，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参加了攻占鹤峰县城、建立湘鄂西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府的战斗。1929年1月，中共湘西特委改名为中共湘鄂西前委，陈协平任秘书，后改任宣传委员。

1929年2月，工农革命军在杜家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陈协平代理红四军党代表，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红四军再次攻占湖北省鹤峰县，并成立中共鹤峰县委，陈协平兼任中共县委书记。4月，陈协平收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中共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陈协平运用井冈山建军经验再次整编部队，推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使红四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29年5月，他在鹤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鹤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布置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会后，他到鹤峰县太平区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分派县委委员以县委特派员身份赴各区开展工作。他注意发展党组织，吸收工农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入党，广泛建立区、乡基层党组织，一年中建立了城关、太平、燕子、留驾、邬阳5个区委，梅坪、茅坪、麻水、五里、走马5个区党支部和25个乡支部和党小组。他重视地方武装建设，派遣红军骨干到农民武装中担任领导，抓紧政治军事训练。苏区建立后，他十分根据地的建设。每到一地，深入土家山寨，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整顿地方武装，对县赤卫大队以及城关、太平等区的农民游击队进行整顿，清除不纯分子。开办农民夜校，编写通俗工农读本，提高苏区群众文化水平。编写和教唱《农民歌》《少先队歌》《放脚歌》等歌曲，丰富苏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短短4个月，桑植、鹤峰两县的红色割据区域基本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了湘鄂边根据地。

1930年7月，红四军东下在湖北公安县与红六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简称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军团政委，陈协平任军团第四师政委。同年9月，中央中央派邓中夏到红二军团主持工作，进一步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提出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盲动主张。在鄂西特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陈协平支持贺龙、周逸群关于“巩固洪湖苏区，开辟汉水北岸游击区域”的正确主张，从而被“左”倾冒险主义代表斥责为“贺龙右倾保守的帮手”，多次受到批判。他同师长王炳南奉命攻打沙市，战斗失利，伤亡过半，第十团团长张一鸣牺牲。部队又于阳林一战失利，被迫退回湘鄂边。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派夏曦代邓中夏主持红二军团工作，夏曦以更“左”的姿态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指责湘鄂西前委执行“富农路线”，背离“国际路线”，全盘否定该委和红二军团的成绩。陈协平目睹“左”倾盲动主义在湘鄂西苏区醉成的严重损失，凛然提出：“中央指示是对全国而言，对湘鄂边这样的偏僻山区不一定完全适应。”同年4月，陈协平任中共湘鄂边特委委员、湘鄂边独立团政委，负责留守湘鄂边。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因特委执行中央分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路线，战斗连连失利，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在此紧急关头，他不顾“左倾”错误领导的压力，与团长王炳南共同向特委书记周小康建议，改变作战方针，他率独立团二营突破敌军包围，转移外线作战，扭转不利形势。同年10月，他率独立团二营回师鹤峰，与王炳南一起，突袭南北镇，迫使敌罗效之部退回石门。1932年初，陈协平又率军在长阳智擒团防头子伍佰云，回师桑植，在仓官峪再歼敌军李奇玉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无视独立团的功绩和严酷的环境，于1932年5月作出《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边特区及独立团工作的决议》，批评陈协平“没有真正执行国际路线”诬称独立团的失败源于“改组派”捣乱。陈协平因此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不过，他从未因降职而消沉，对党仍一片忠心，竭尽全力工作。这期间，陈协平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歌词，热情颂扬红军和苏区人民的战斗生活。1932年8月，中共湘鄂边特委迫于敌人围剿，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县游击队全部编入独立团和游击总队，与敌人辗转战斗。不久，由于伤亡惨重，只得忍痛放弃湘鄂边区，向洪湖方面转移。其时，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兼任独立团政委，陈协平已降职为政治处主任，他仍忍辱负重，坚持工作。部队在公安马家嘴渡江时，他主动带领政治处60余名官兵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和家属渡江。9月中旬，陈协平随独立团到达湖北江陵土地口时，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将他秘密逮捕。陈协平被“肃反队”严刑拷打时，义正词严地说：“我跟共产党走，为穷苦大众打天下，何罪之有！”陈协平在被秘密“处决”前，沉痛地请求“节省一颗子弹去打敌人”，于是“肃反队”将他溺死在水泊之中。陈被害时年仅30岁。他死后，国民党反动派仍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厉行通缉。

1950年，陈协平被党和政府彻底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